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离开我已经3年又136天了，我的母亲离开我到今天也已经整整100天了。前几日，回到他们老宅-----一所政府机关的宿舍，家里陈设依旧，妈妈床铺依旧----如她生前一样摆放，甚至枕巾还是她临走所枕，看到这一切，我的心如汹涌的海潮撞击，思念不可遏止的向我袭来。父亲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呈现，我想我有责任把它写下来，以告慰他们的英灵，并教育后来者。
我的父亲出生在渤海岸边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祖辈时代务农。那个偏僻的小村子位于山东省北部，因土地是渤海退海之地，盐碱化严重，种粮十年九不收，当地的农民十分贫困不得不靠下海捕鱼虾，织网或到天津做小生意为生。当然也有一些活不下的人揭竿而起做了土匪。
爸爸出生不久，奶奶便没有了奶水，全靠喝玉米糊糊生存。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爸爸得了病，那时候缺医少药并不知道得了啥病，整天拉肚子，很快人就不行了，爷爷就把爸爸扔到了乱葬岗，在旧社会小孩子死了连口棺材也没有的。奶奶回到家，找不到孩子一问给扔了，顿时急眼了，去了乱葬岗，看到小孩还有一丝气息，就给抱了回来。后来奶奶去邻居家讨要了几个鸡蛋，每天煮熟给爸爸喂，爸爸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但由于这次生病的缘故，爸爸一直长得比较弱小，直至成人以后身高也只有1.66米。而我大伯叔叔都是身高1.8米的大个。
由于身体羸弱，我爷爷也不指望爸爸干农活，所以，爸爸就上了村里的私塾学习文化，爸爸学习非常用功，毛笔字写得漂亮，算术也十分精通，成了家里的小秀才。在爸爸大约十岁的时候，日本人打进来了，不久，八路军也开进山东。我的老家进驻了八路军的部队，八路军进驻以后扫清了日本势力，赶跑了欺压百姓的土匪，使当地风气焕然一新。爸爸打心眼里佩服八路军喜爱八路军。经常去八路军那里听打鬼子的故事，学唱抗日歌曲，帮八路军贴标语撒传单。由于老是在外面忙顾不上家里的事，爷爷曾气的指着爸爸的鼻子说，你就是当八路的料！后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抗日小学，爸爸进入抗小学习，彻底而系统的接受了我党的教育，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爆发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渤海区成立了第四中学，驻地在邻县。爸爸和几位同学瞒着家里投考了第四中学，随着战争的进程，解放军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时我党急需大批干部人才，爸爸又转到山东省立会计专科学校学习。四七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战争进入最残酷时期，爸爸跟随学校边转移边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四七年十月毕业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第二年正式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
我的母亲与我父亲相反，她出生山东胶东半岛的一个县城里，妈妈的父亲家是一个旧官僚家庭，祖先曾在京朝廷为官，到了姥爷这辈也已经没落了。但当时她的家庭在当地还是十分富裕地位还是相当显赫的。不幸的是在我妈妈刚出生不到100天的时候，她的亲生父亲却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了。
我的姥姥是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知识女性，在结识了后来的姥爷以后，顶着家族的压力，毅然带着我妈妈与后来的姥爷离开了家，辗转章丘枣庄，后来在济南安了家。凭着我继姥爷的精明能干，很快在济南开创出一片天地。姥姥和继姥爷又先后生育了七个子女，在济南市里买了三处庭院，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虽然经济条件好转，但由于子女一大堆，妈妈又不是亲生，在那个家庭里处处感受到的是差别化的对待。在妈妈小时候还曾经发生过差点被卖到戏班子的事件。由于姥姥拼命保护那件事终于没有得逞。妈妈从此小心翼翼的在那个家里生存，一日三餐就和家里佣人在一起吃饭，从不上大桌。衣食住行都是家里的最低标准，在初中毕业以后，在继姥爷的阻止下，下学做了工。妈妈自小就想赶快独立，离开那个让人压抑的环境。一九五0年考入了山东省财政厅干部培训班，经过短期培训结业后，分配到当时的惠民专区烟酒专卖处工作。
妈妈从大城市来到当时还极其落后荒凉的惠民专区，落差还是比较大的。妈妈脱去旗袍换上列宁服，住泥土房，吃窝头，喝咸水。虽然条件艰苦，但精神却获得了极大地自由。她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姥姥几次三番催她调回济南，并给她介绍了几个济南的富家公子给她认识，都被妈妈断然拒绝。和妈妈一起来的同学大都受不了专区的艰苦，又陆续回到了省城。妈妈后来说过，自从离开了家从来没有想再回去。
在工作中妈妈认识了同在惠民专区烟酒专卖系统工作的父亲，对彼此的人品也比较认可，在同事的牵线搭桥下，爸爸妈妈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于一九五三年十月结婚。母亲和父亲的相恋是瞒着家里的，直到结婚。妈妈给济南的姥姥打电报说已经结婚。姥姥听闻大惊，赶紧买车票颠簸一天赶来，看到低矮的婚房，满天随风刮起的黄沙，想到木已成舟，女儿再也回不去了，大哭了一场。
姥姥后来给我说，当时就想把妈妈带走，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后来证明是自己错了，爸爸正直善良孝顺长辈，对妈妈很好，而且随着爸爸职务的晋升，家里的条件也逐步好转。而姥姥一家在解放后却历尽坎坷，继姥爷在五二年因病去世，去世的时候最小的舅舅还不满一周岁。家里除了妈妈和大舅工作以外，其他六个姨舅未成年，姥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就指着变卖家产和两个大孩子的资助勉强度日。大舅在结婚后，在大舅母的控制下，也断了对娘家的资助。妈妈在爸爸的支持下几十年如一日，每月拿出部分工资帮助姥姥抚养弟妹，一直到弟妹成人。
父母的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坦荡，忠诚善良廉洁敬业是他们一生的关键词。
忠诚。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无论自己是何处境，从未改变过对党的忠诚。
父亲从二十四岁就担任了一家县酒厂的专职党支部副书记，后来进了地委机关任干事，干部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务。那时他的主要职责是对地委所属干部进行考察、办理升迁任免等事宜。他公正正派从不以某些领导的个人好恶及当时极左标准衡量干部，唯才是举，唯党的事业需要是举，因此在干部群众中赢得很高威信，也使所谓的左派却不容。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被造反派批斗、贴大字报。这些都是年幼的我亲眼所见。因为害怕父亲被随时带走，当时家里愁云惨雾，始终笼罩着恐惧气氛，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相信组织，相信党。文革后期极左势力占据领导机关，父亲被排挤，下到一所国有企业担任了党委书记。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又回到了市委（已地改市）机关先后担任经委主任、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直至离休。
相较于父亲，母亲的遭遇更加坎坷。前面说过，母亲出生于旧的官僚家庭，母亲的三个舅舅都是国民党党员，并且都在国民党中担任一定职务。其中有两个舅舅在解放后被共产党抓捕关进监狱。一个被镇压，一个病死在牢中。另一个舅舅临近解放的时候逃到台湾。有着这样的社会关系，要想入党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比登天还难。妈妈于一九五八年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之后的若干年里她努力工作，任劳任怨，积极要求进步，一切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无数次被拒绝无数次再申请，她自己都不知道申请入党的申请书写了多少份。我看在眼里有些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这样执着？我曾经问过妈妈，妈妈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我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共产党来了中国有救了，我也翻身了。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祛除了左倾思潮，妈妈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妈妈退休后，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每天关注新闻时事，拥护党的政策决定。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一直自觉自愿交纳党费，八十多岁的高龄身体欠佳，自己去不了单位，委托我哥哥把党费送到单位，交给组织，特别是最后的这几年，妈妈有些糊涂了，很多事都忘了，唯独交党费的日子没忘，一到该交党费的时候，都会把哥哥喊来，把党费郑重其事的交给哥哥去办。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敬业。我小时候父母给我的印象就是忙。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还要开会。姐姐哥哥很小就承担了家里的家务，洗衣做饭劈柴烧火。在我九岁的时候，哥姐先后离家出去学习工作，从那时候我脖子上挂着钥匙，经常独自在家，妈妈老是出差，爸爸晚上忙到很晚才回家。我有时候自己在家害怕，就在大门口等爸爸，街上的行人渐为寥落，我睁大着眼睛望着远方，希望爸爸能在下一分钟出现。
即使有时候爸妈在家，似乎他们的心也在工作上，有时伏案熬夜写材料，有时两人讨论工作上的事情，在我们家很少家长里短的话题，也没有儿女情长的嘘寒问暖。对子女的教育除了严厉还是严厉，他们常说干部子女身上容易有“娇骄”二气，你们不要沾染上。在我印象里，他们很少表扬我们，却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妈妈到了五十五岁妇女干部的退休年龄，由于超群的业务能力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任，被一再留用。后来五十七岁时，她带队组织市外贸企业去外地参加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于过度劳累得了心脏病，不得不退出工作岗位。
廉洁。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海外讯息大量涌入，各种现象光怪陆离，许多人在此时迷失了自己。而这时我的父母因为职务、工作的原因，手里也握有干部任免、物资调配等权利。面对诸多诱惑，父母始终保持清醒。爸爸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拔优秀的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对一些跑官买官的托人情的，一律予以拒绝。记得爸爸属下有一位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叔叔，业务能力超群，但因为个性清高，不善结交权贵，一直在基层默默无闻得不到重视，爸爸到了那个单位后，发现了这个人才，先是提成科长，工作中大胆使用，后又向组织部门积极推荐，这位叔叔很快走上领导岗位，又因表现出色，后来做到了省级部门的领导。
妈妈是当时外贸部门的业务科长，手里握有计划内物资调配权，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同样的物资有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分配模式，价格自然相差很多。也有不少人想以此谋利。我见过无数次妈妈把那些送礼的人挡在门外，有些亲戚朋友也受人之托前来找妈妈计划内物资要指标，都被妈妈严正拒绝。记得当时单位上刚刚给我们家分配了一栋单元房，在搬进去之前，有人找到妈妈，提出要给免费装修房子，妈妈说，我住了大半辈子的小平房，如今住进楼房，已经很幸福了，不需要再装修。为不横生枝节，急急忙忙地搬了进去。妈妈的清廉，也得罪了一些人，挡了某些人的“财路”，有人恨恨地说：真是吃共产党的药吃多了。这些话传到妈妈耳朵，妈妈淡淡一笑：每个人追求不同，我珍爱名誉胜于生命，我绝不会做让名誉受损，亲人蒙羞的事情。
到了九十年代，爸爸和妈妈相继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们的退休生活从容恬淡，一幅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场景。家里也不时有单位领导和朋友同事来前探望。我想这才是最有智慧的人生选择。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这种智慧的。
亲民。爸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有十年的时间在工厂基层任党委书记。在工厂工作期间，爸爸都坚持每天深入车间了解生产情况，每周六换上工作服和工人师傅同劳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普通工人来访，他们或因生活困难希望组织给予帮助，或因工作遇到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或纯粹聊家常希望得到朋友般的开导，更有甚者有的工人竟是来和父亲辩论的。无论来我家目的是什么，父亲总是亲切温暖，冲茶倒水热情款待。记得那位来辩论的叔叔是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因为生产挤占了他们“闹革命”的时间，所以来家找父亲，他情绪激动，蹲站在椅子上，还不时用手指指点着爸爸，而爸爸没有恼怒依然和气地同他讲道理。
在父亲的领导下，他们的工厂排除外来干扰，坚持正常生产运行，在一九七八年被评为“全国工业学大庆”典型，父亲上京开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文革结束后，“左”的思潮仍很有市场。他们厂的一个工人因为说错话被告密，当时的地委有关领导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要予以逮捕。父亲得到通知，拖延不办，据理力争，全然不怕被免职的威胁，最终说服了领导，保护了那个工人。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妈妈对待普通劳动者都是和蔼亲切平和，从没有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使我们从小懂得了平等与尊重的含义。
爸爸去世时，他工作过的单位很多人闻讯赶来悼念，听着人们对父亲的评价和肯定，我心中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爸爸妈妈走了。他们的疼爱和教诲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困难时给予我们力量，孤寂时寄予我们思念。我们将更加积极而乐观地生活，加强自身修养，培养出优秀的子孙，告慰天堂里的双亲。
爸爸妈妈，安息！
